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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欧政党政治发展变化的特点及根源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盟先后经历了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危机、英国“脱欧”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等多重内外危机,其在利益分配、决策机制、行动能力和内部团结等方面的弊端日益凸显。与此同时,中东欧国家在向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不平等加剧、寡头集团崛起和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已成为阻碍社会治理的顽疾。在此背景下,民族主义、保守主义、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在中东欧地区崛起,致使中东欧政党政治发展表现出一些新特点:多数国家政治危机常态化,地区左翼政党总体呈式微态势,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在欧盟内谋求自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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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国家政治危机常态化


近年来,在中东欧国家中只有匈牙利、塞尔维亚和阿尔巴尼亚的政局相对稳定。主要原因是这些国家的执政党具有较强执政能力,不但在几届议会任期内连续执政,而且其魅力型强势领导人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稳固。在匈牙利,欧尔班·维克多领导的中右翼政党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下称“青民盟”)与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的竞选联盟连续在2010 年、2014 年和 2018 年的议会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赢得三分之二多数席位。在塞尔维亚,2012年亚历山大·武契奇担任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他率领该党在2014年和2016年议会大选中赢得多数席位。2017年武契奇当选塞尔维亚总统后,提议无党派人士阿娜·布尔纳比奇成为继任总理。2019年布尔纳比奇加入前进党,在该党于2020年议会大选中再次赢得多数席位后继续担任总理。武契奇保持了对前进党和塞尔维亚政府的高度影响力。在阿尔巴尼亚,埃迪·拉马领导的阿尔巴尼亚社会党在2013年、2017年和2021年议会大选中连续三次获胜,他本人自2013年以来一直担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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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月16日,塞尔维亚就宪法修正案举行公投,塞总统武契奇在投票站投票。(IC Photo图片)


与此同时,多数中东欧国家不时陷入组阁困难、总理辞职、政府改组、提前举行议会大选和大规模抗议等政治危机中,对国家正常运转、推进改革、经济发展和国际形象产生了消极影响。政府危机与社会抗议运动相互作用、彼此影响,政府危机频发使民众对执政当局愈发失望和不满,走上街头进行抗议示威,反对党则利用街头抗议提交对政府的不信任案,推动政局变化。


捷克素来以政府不稳定闻名,近年来这一特点更加突出。在2017年10月议会众议院选举后,获胜的民粹主义政党“不满公民行动2011”因党主席安德烈·巴比什被警方指控用欺诈手段获取欧盟基金,遭到其他政党的抵制,一度陷入组阁困境。同年12月,第一届巴比什政府成立,它是由“不满公民行动2011”单独组建的少数派政府,但在2018年1月由于没有通过众议院的信任表决而辞职,捷克陷入将近半年的政府危机。2018年6月第二届巴比什政府成立,这是由“不满公民行动2011”和捷克社会民主党共同组建的少数派政府,得到捷克和摩拉维亚共产党(下称“捷摩共”)的支持。从2019年4月起,捷克政局趋于紧张,首都布拉格和其他城市多次爆发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要求巴比什辞职,抗议他领导的政府干预司法独立。6月,25万捷克民众参加了在布拉格举行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其规模为捷克1989年政局剧变后最大。虽然抗议活动没能促使巴比什立即下台,但对其执政地位造成了一定冲击。在2021年10月议会大选中,巴比什领导的“不满公民行动2011”以微弱劣势落败。由五个中右翼反对党组成的两个竞选联盟随即建立了执政联盟,他们在对欧盟和维谢格拉德集团的立场、经济改革和社会政策等方面存在政见分歧,而且在捷克面临经济、能源和新冠肺炎疫情危机的情况下接管政权,执政前景不容乐观。


斯洛伐克2012年以来的政治稳定局面在2018年被打破。2018年2月,调查记者扬·库恰克及其未婚妻被暗杀事件与随后揭露的黑手党和执政党方向—社会民主党存在联系引发政府危机。在大规模抗议活动、总统安德烈·基斯卡和执政联盟伙伴的多重压力下,罗伯特·菲佐总理于3月辞职,其继任者是副总理彼得·佩列格里尼。在2020年2月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打着反腐败口号的民粹主义政党普通人与独立人格党获胜,随后牵头组建了四党联合政府。


由于总理伊戈尔·马托维奇特立独行的领导风格以及执政联盟内部的分裂,这届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打击腐败和提振经济等方面表现不佳。曾经希望通过政府更替促使国家发生积极变化的斯洛伐克民众意识到,有必要以更负责任的方式投票而不是基于选举前政党的宣传攻势。2021年3月,时任总理马托维奇在没有与执政联盟伙伴协商的情况下采购了未获得欧洲药品管理局授权的俄罗斯疫苗,引发政府危机,结果是马托维奇与同属普通人与独立人格党的财政部长爱德华·黑格尔互换职位。改组后的政府内部依旧裂缝明显,但为了执掌政权,四个执政党仍在努力维持这届政府。


在波兰,法律与公正党虽然从2015年起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但2019年议会大选后执政地位的稳固性日趋下降。首先,法律与公正党在2019年大选中失去了参议院多数席位。其次,该党推行的司法改革面临欧盟、反对党和波兰民众不断增加的压力。最后,该党与两个较小的联盟伙伴团结波兰党和协议党组建的政府内部纷争不断。2020年10月,由于执政联盟内讧,波兰政府改组,法律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开始担任负责司法、国防和内政的副总理。据分析人士称,他的主要任务是缓解务实派总理莫拉维茨基和强硬派司法部长兹比格涅夫·焦布洛之间的紧张关系。2021年8月,协议党退出执政联盟,波兰政府的脆弱性进一步加剧,成为少数派政府。


在巴尔干国家,前南斯拉夫地区长期战争的后续影响依然没有彻底消除,不同种族群体之间的紧张关系持续存在。近年来,腐败问题、难民问题和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社会经济困境和政治紧张局势。2020 年,保加利亚民众对政府在打击腐败、有组织犯罪上的不作为和行动不力感到愤怒,发动了长达五个月的示威活动。2021年,保加利亚举行了三次议会大选,前两次均因政治分裂严重而组阁失败。在罗马尼亚,2017—2019年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国家陷入政治动荡。一方面,政府与总统和司法机构之间关系紧张,另一方面,政府进行的司法改革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2019年1—6月,罗马尼亚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期间,国内政治分歧依然严重,法治争议延续,最终导致社会民主党政府在2019年10月提前下台。2021年9—11月,罗马尼亚陷入长达两个多月的政府危机,执政不到一年的联合政府因内讧而被议会弹劾下台,新政府组阁进程举步维艰。


中东欧国家出现政治危机主要与下列因素有关:一是政党体系碎片化。政党之间及政党内部争斗激烈,执政党或执政联盟内部分裂,反对党在竞选过程中联合对抗执政党,或者议会内其他政党在组阁过程中联合抵制获胜党。二是部分执政党执政水平较低。一些执政党腐败丑闻缠身,政党领导人执政风格受到质疑,推行的改革存在争议等,导致民众对执政当局强烈不满。三是国家机构之间关系紧张,政府与总统和司法机构等之间存在矛盾和分歧。至于在代议制民主制度框架内民众反政府抗议浪潮迭起的原因,保加利亚著名政治学者伊万·克拉斯特夫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民众不满足于通过选举来表达意愿,通过街头抗议表明他们的存在且不容忽视;二是民众担心选举到来前政府已经做出不可逆转的改变,要及时阻止不好的现象;三是民众希望通过抗议积极推动国家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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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左翼政党总体式微


目前,在中东欧地区,只有阿尔巴尼亚和北马其顿共和国的左翼政党在政治舞台上占据主导地位。阿尔巴尼亚社会党连续执政已有10年,在2021年4月议会大选中再次赢得半数以上席位单独组阁。在北马其顿,社会民主联盟领导的中左翼竞选联盟“为了马其顿的生活”虽然在2016年议会大选中名列第二,但它设法与各个小党派组建了执政联盟。2020年7月,社会民主联盟在议会大选中获胜,随后牵头组建了中左翼政府。

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左翼政党的影响力有所下降。在2020年议会大选中,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虽然再次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其支持率已经从2016年的47%降至33%,并且由于组阁时没有联盟伙伴而成为反对党。在2021年政府危机爆发后,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与其长期竞争对手、意识形态对立的国家自由党携手组阁。尽管两党达成协议轮流担任总理,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民主党的执政地位,但这个政府的稳定性存在很大变数。2014—2021年,保加利亚社会党从议会第二大党降至第四大党。2021年11月,该党虽摆脱反对党身份,进入四党执政联盟,但在政府内位居第三,作用仍然有限。


在斯洛伐克和黑山,左翼政党的长期执政终结。2012—2020年,斯洛伐克方向—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直线下滑,2012年为44%,2016年为28%,2020年为18%。在2020年2月议会大选中,方向—社会民主党失去了自2006年以来议会第一大党地位,成为反对党。同年6月,前总理佩列格里尼在辞去该党副主席职务后率领一部分议员离开方向—社会民主党,宣布成立新的左翼政党声音—社会民主党。根据民意调查,佩列格里尼领导的声音—社会民主党和菲佐领导的方向—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位居前两名。虽然两党在促使中右翼政府早日下台这方面目标一致,但它们存在竞争关系而且领导人从政风格迥异,可能阻碍两党未来联合执政。在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联盟在2020年8月的选举中被三个反对党组成的竞选联盟击败,这是2006年黑山独立以来社会主义者民主联盟首次落败。


在匈牙利和波兰,左翼政党力量较为虚弱。从2010年起,匈牙利左翼政党在议会所占的席位越来越少。2018年议会大选后,左翼政党获得的议席不到五分之一。在2015年波兰议会选举中,多个左翼政党组成的竞选联盟“联合左翼”没能在众议院和参议院获得代表权。在2019年议会大选中,左翼政党竞选联盟“左翼”在众议院460个议席中获得49席,在参议院100个议席中仅获得2席。


捷克左翼政党衰退的持续性和剧烈性最为引人关注。从1993年捷克独立以来,捷克社会民主党一直是最重要的左翼政党,长期与右翼的公民民主党轮流执政。2013—2021年,捷克社会民主党的支持率直线下降,从20.5%降至4.6%,首次在议会众议院失去代表权。2021年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捷摩共是其直接继承党。1989年政局剧变后,捷摩共是中东欧地区少有地保留了共产党名称和继续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不仅在党员和基层组织数量上领先于捷克其他政党,而且长期保持议会党地位,并不断打破政治孤立局面,成功进入欧洲议会,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管理,甚至在2018年通过对少数派政府的支持间接参与到国家政权中。在2017年议会大选中,捷摩共的得票率首次跌至10%以下,为7.8%,到2021年时已跌至3.6%,未能进入议会。至此,捷克议会众议院首次出现没有左翼政党代表的现象。


中东欧左翼政党总体式微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第一,从欧洲整体政治环境看,反体制政党崛起,传统主流政党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左翼政党遇挫。第二,从选民倾向看,随着传统的左右翼分野趋于弱化,一部分左翼选民被全民性政党吸引,另一部分左翼选民被主张反对全球化、非法移民和扩大直接民主的民粹主义政党吸引。第三,从政策主张看,左翼政党关于福利国家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被中右翼政党吸收,而在要求政府干预社会运作方面,民粹主义和极右翼政党与传统左翼政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第四,从内部治理看,一些左翼政党与腐败丑闻相连,而且通常存在进步和保守两个派别,自身的分裂不利于政党发展和获得选民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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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0日,波兰与欧盟司法权之争引发脱欧担忧,超10万波兰人举行抗议活动,支持波兰留在欧盟。(IC Photo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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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执政党寻求自主发展


随着2010年匈牙利欧尔班政府和2015年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上台执政,匈牙利和波兰两国开始偏离西方自由民主的发展轨道。在2014年议会大选后不久,欧尔班在罗马尼亚图什纳菲尔德举办的第二十五届巴尔瓦纽什自由暑期大学和青年夏令营上发表演讲,提出了“非自由的民主”的执政理念。欧尔班认为,民主不一定是自由的,某些东西不是自由的,仍然可以是民主的;1990—2010年按照西欧自由主义原则建立起来的匈牙利国家机器无法维护民众、家庭和国家的利益,需要将国家利益作为国家组织社会的核心要素。匈牙利是中东欧国家中最早引入新发展方向的国家,但并不是唯一一个。


2015年波兰法律与公正党上台执政后,在实践中相当程度“复制”了匈牙利政府的执政风格,主要体现在增强行政权力、削弱司法机构的独立性和加强对公共媒体机构的监督。法律与公正党主席雅罗斯瓦夫·卡钦斯基致力于发动“道德革命”,以使波兰回归保守的罗马天主教并摆脱多元的西欧主流文化风格。匈牙利和波兰坚持“非自由的民主”发展模式,对欧盟的价值观如法治国家、媒体自由和少数群体的平等待遇权等提出挑战。面对欧盟采取的各种措施,如对话、提出批评和建议、启动侵权诉讼、实行将欧盟基金与法治挂钩的制度等,匈波两国依然坚持重建国家治理模式,并指责欧盟干预内政。2021年10月,波兰宪法法院做出了本国宪法优先于欧盟法律的裁决,直接挑战欧盟法高于成员国法律的地位,双方的法治之争进一步激化。


2015年难民危机爆发后,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因与西欧国家相比富裕程度较低、行政管理薄弱、与伊斯兰文化联系不紧密、与境内的罗姆族糟糕的共处经历等原因,对欧盟委员会和以德国为首的老成员国提出的强制性难民配额制明确表示反对,这一行为在欧盟看来是对其政治正确的直接挑战。由波兰、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组成的维谢格拉德集团在难民问题上紧密合作,强调欧盟边境保护是优先事项,应切断难民的源头,并在自愿原则基础上帮助难民,该集团被欧盟的西欧老成员国视为“叛逆者联盟”。


罗马尼亚也被视为在法治问题上挑战欧盟权威。在2018—2019年,欧盟委员会和欧洲议会对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政府实行的司法改革不断施压,并警告其注意法治。时任罗马尼亚总理维奥丽卡·登奇勒表示,罗马尼亚政府试图为罗马尼亚而不是欧盟机构创建一个运作良好的司法系统。2021年12月,罗马尼亚宪法法院驳回了欧洲法院关于某些情况下罗马尼亚法院应无视宪法法院决定的裁决,这实际上意味着罗马尼亚也同波兰一样质疑欧盟法优于本国国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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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日,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在布尔多出席记者招待会。(新华社图片)


2020年3月持保守主义立场和反移民态度的亚内兹·扬沙出任斯洛文尼亚总理后,也开始实施限制媒体独立和集会自由的政策,被欧盟批评违反欧盟价值观。在2020年11月波匈两国政府抵制欧盟基金与法治挂钩的制度时,欧盟成员国中只有斯洛文尼亚支持波匈。扬沙认为,只有独立的司法机构才能确定法治是什么,而不是政治上的多数,并呼吁欧盟领导人向波匈两国妥协。


捷克裔法国政治学者雅克·鲁普尼克指出,1989年在中东欧地区爆发的“自由革命”提出了“重返欧洲”和“赶上”西欧国家的诉求,30年后出现了反转并提出了恢复民族自豪感和主权的诉求。发生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中东欧地区的民族—保守主义政治精英在本国社会的历史和传统中寻找政治权力合法性根源,与西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达成的共识格格不入。二是从2015年起中东欧国家的经济总体上表现良好,是欧盟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使得一些政治精英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他们要求在欧盟拥有更大的发言权。2017年欧尔班表示,“1989年,我们认为我们的未来是欧洲;如今,我们觉得我们是欧洲的未来。”三是中东欧国家地区差异和社会不平等现象突出,在经历了相对成功的经济转型后,来自小城市和欠发达地区的选民支持反自由民主的政党探索新的国家发展模式。四是难民危机成为一些中东欧国家反自由主义进程的加速器,政治精英将国家主权和捍卫受到威胁的民族认同作为主要社会政治议题。五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反自由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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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东欧国家在经历了左右翼政党轮流坐庄的相对稳定期后,再次进入了政治危机频发阶段,这与其政党体系碎片化、政党争斗激烈、社会极化、腐败问题得不到解决和近两年来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社会经济危机等因素有关。在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主义的冲击下,反体制政党在中东欧兴起,使传统政党特别是左翼政党深受冲击。鉴于地缘政治、历史发展、政治形势、经济模式、价值取向以及在欧盟的地位,中东欧愈发成为一个独特的板块。一些中东欧国家强化了民族认同感和相互合作,拒绝盲目追随西欧。事实上,中东欧国家不是反欧洲,也不希望脱离欧盟,而是一些国家的执政党寻求在欧盟内部自主发展、提升在欧盟的话语权和获得与西欧国家的平等地位。


平台编辑 | 田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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